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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种者钟扬

封面故事 周甜
生命的绽放和枯萎只有短短53年 但他一直在努力播种 而留下的每一粒种子都会在未来生根发芽

十几年里,钟扬走过藏北高原、藏南谷地、阿里无人区和雅鲁藏布江江畔,收集了1000余个物种,4000多万颗种子,占到了西藏物种总数的五分之一。 本组供图/ 复旦大学


“打开遮光板,调直座椅靠背,收起小桌板。”飞机即将下降,熟悉的播报声在耳旁响起。


“调直座椅靠背,收起小桌板。这些我都能理解,可为什么要打开遮光板呢?”飞机即将抵达目的地拉萨,钟扬有所困惑,他叫住了经过他身旁的一位空姐。


“先生,我们培训时就是这样讲的。”空姐的回答显然没有解答钟扬的困惑。


“我得查查,为什么要打开遮光板?”在钟扬心里,这个疑问并没有随着本次飞行的结束而消散。


钟扬后来咨询了很多航空公司的高管,还是无果。最后是在乘坐一趟国际航班时,得到了解答。之后,钟扬再次乘坐当时的同一趟航班飞往拉萨,他又遇到那个之前被他问住的空姐。


“你现在知道为什么了吗?”他叫住那个空姐,重复那个问题。


“还是不知道。”空姐坦诚作答。


“我给你讲讲啊。早先的飞机,质量没那么好,起飞和降落时都存在危险,尤其是降落的时候发动机容易着火,发动机在翅膀上,驾驶员看不见,打开遮光板,这样乘客可以看到窗户外的情况,发现问题能够及时告知驾驶员。这是早先民航的培训教材,几十年没改过。现在飞机已经很安全了,你们应该把这个教材改一改了。”钟扬的科普课,不仅仅只停留在课堂上,生活中,他随时在做科普,内容也不仅限于他所研究的植物学领域。


“他不是要跟空姐搭讪,他是真的好奇,也不怕尴尬。他是如此一个热情洋溢的人,老在想这些莫名其妙的问题。他愿意获取新知识,并把知识传播出去。”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工会主席杨亚军这样对《中国新闻周刊》描述和缅怀他的同事兼好友钟扬。


2018-04-25,钟扬在去内蒙古城川民族干部学院为民族地区干部讲课的出差途中遭遇车祸,不幸逝世,年仅53岁。


钟扬是谁?


“来自复旦大学和西藏大学的一名人民教师,植物学家。”在2017年的一次公开演讲中,钟扬曾这样做自我介绍。



“他一辈子都在赶时间”


2000年,钟扬来到复旦大学,成为生命科学学院的一名老师。2009年,他受聘成为教育部长江学者西藏大学特聘教授,第二年,成为中组部第六批援藏干部。三年之后,他主动申请继续留任,成为第七和第八批援藏干部。


这些年,钟扬把主要的时间和精力放在了西藏大学。在他的带领下,2011年,西藏大学首次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这也是西藏高等教育史上第一次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他培养出了藏族第一个植物学博士。与此同时,身为复旦大学研究生院院长,钟扬曾坦言,近些年他在复旦大学的研究生招生量逐渐减少。他选择重点扶持一批日后会扎根西藏的当地的教师和学生,这是他援藏的方式。



钟扬和藏族学生。


就在钟扬不幸遭遇车祸离世的前四天,西藏大学刚刚宣布进入教育部双一流学科建设名单。


2018-04-25,听闻钟扬车祸,杨亚军正在新疆做调研。


杨亚军和钟扬同为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老师,钟扬援藏多年,常年往返于上海和西藏两地。杨亚军研究人类遗传学,也常去西藏采集各民族的遗传基因样本。就这样,研究领域不同的两个人,因为西藏,慢慢拉近了距离。


杨亚军原本和钟扬已经约好,9月份一起去墨脱。在那之前,杨亚军需要先去一趟新疆。正是在等待杨亚军从新疆回来的十多天空当里,钟扬去了内蒙古,在途中遭遇了车祸。“他这个人没架子,如果他要求对方派车来接他,就不一定会有这个车祸。他偏偏就自己联系了一个网约车,据说司机前一天晚上喝了酒。”杨亚军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早知道这样,我就先跟他去墨脱了。”得知钟扬车祸离世的消息后,杨亚军说自己那几天就像个祥林嫂一样,逢人就说。


杨亚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钟扬在墨脱发起了一个公益项目,有一个公益组织,三五十人,在社会捐款的资助下,徒步从林芝走到墨脱,如果捐款数额达到一百万,就全部捐给当地的两个中学。2017年9月底,徒步队顺利抵达墨脱,当地将举办一个捐款仪式,作为活动发起人,钟扬需要出席捐款仪式。此外,钟扬在墨脱种植了一片咖啡豆,他关心那些咖啡豆的生长状况,想过去看看,“如果能种植出优质的咖啡豆,就能够帮助当地脱贫。”杨亚军对《中国新闻周刊》这样描述钟扬当时的想法。


杨亚军记得,钟扬曾去西藏的牧民家里,买牧民家自酿的酸奶,再带回上海。“他做着植物,还想着微生物,他觉得什么都是资源,乳酸菌也是一个资源,他采微生物种质资源,准备建微生物种质库。他对那片土地是有热情的,他希望把全国的专家都拽到那片土地上去。”杨亚军说。


杨亚军和钟扬最后一次见面是在去年9月12日,他们在一起商讨国家社科重大招标项目,那是他们合作申报的一个项目。钟扬是这个项目的牵头人,第一轮项目申报是12日截止的,10日和11日两天晚上是钟扬自己加班完成的。当时,钟扬叫了杨亚军和另一位老师同他一起加班,杨亚军拒绝了。“我认为这个工作已经结束了,他还要继续折腾一下。”杨亚军说。“你要不来我今晚可就要一个人熬夜了。”钟扬还是微笑着再次邀请杨亚军和他一起加班。“你爱熬夜你就自己熬吧,反正我不熬夜。”杨亚军还是很直接地拒绝了。


“他是研究生院院长,我们一个普通的老师,敢跟他这样叫板。因为我们不觉得他位高一等,跟他说话也不用拐弯抹角。”杨亚军知道,即便不去和钟院长一起加班,也不会造成不愉快。“他就这样感染我们,让我们觉得也不好意思嘛。” 这个项目目前还没立项,随着钟扬的离开也被搁置了。


钟扬多年往返上海和拉萨。他不用拉杆箱,一个双肩包就是他简易的可移动的家。钟扬离开后,复旦大学研究生院综合办公室副主任包晓明到钟扬位于复旦大学的办公室整理东西。她发现,钟扬坐过的那把椅子已经掉皮了,“他之前都没提起过,我们都没发现,他经常双手搭在椅子边,转个圈,跟我们说话。”包晓明说。办公室的书柜外挂着一套西装,钟扬平日的时间都是以半个小时为单位来计算的,有需要正装出席的场合,他在办公室换好衣服即可出发。


“他一直在赶时间,一辈子都在赶时间。”西藏高原生物研究所种质资源库主任扎西次仁说,他是钟扬培养的第一个藏族植物学博士。这也是几乎所有和钟扬接触过的人一致的感受。扎西次仁记得,2018-04-25,钟扬中午到抵达拉萨,下午参加硕士生答辩,晚上和西藏大学理学院教授拉琼等人商量学科建设,之后回邮件到夜里1点多,3点半起来,赶去医学院集合,前往墨脱。


钟扬在野外考察。


“他以另一种形式征服着我们”


到西藏大学后,钟扬发现西藏大学的整体科研水平与新疆大学、内蒙古大学、青海大学等同级大学有一定差距。提高西藏大学的科研水平也就成了钟扬援藏的一个目标。在他的带领下,2011年,西藏大学申请到生态学硕士点。


长期以来,英语是西藏学生考研的一个障碍,钟扬提出,在藏大招收少数民族研究生,分两类招,藏族学生和汉族学生成绩分开排序。当年只有一个藏族学生考上了硕士,后来却听从家里人的建议,放弃了读书,选择了直接就业。


2012年,西藏大学招到第一批生态学硕士共9人,第一年,钟扬带他们到武汉培训。扎西次仁回忆,到了武汉后,钟老师自掏腰包,请大家到东湖边吃了武昌鱼,给每位学生1000元生活补助。“有好几次出去见到学生鞋子旧了、坏了,就给学生买鞋,有时候还买阿迪达斯。”钟扬培养的这九个研究生,五人毕业后留在了西藏。


2013年,钟扬为西藏大学申请到了生态学博士点。此后,一直到2017年,才招收到第一个藏族博士生。


事实上,早在2003年的时候,钟扬就带领西藏大学理学院生命科学系获得了藏大建校以来第一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迄今为止,钟扬为西藏大学培养了8名硕士研究生,获博士学位的教师3名,包括两位生态学教授和一位副教授,在读博士6名。


生长于海拔 2700~5700 米的山坡流石滩的植物——鼠曲雪兔子。


西藏大学理学院化学与环境科学系的副教授德吉就是钟扬的博士生。德吉本科和研究生就读于浙江大学医学院,毕业后到西藏大学工作,一切刚刚稳定下来。德吉科研能力突出,吸引了钟扬的注意。2011年,在植物标本实验室,德吉第一次见到钟扬。“你有没有考博的计划?”德吉当时愣住了,当时她的孩子刚刚六岁,丈夫驻边防常年不在家,读博完全不在她未来的规划当中。她已经记不清钟扬当时跟她说了什么,不过她说,正是那几句话,激发起了她读博的念头。当时丈夫希望她能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留给家庭,并不支持她读博。后来在钟扬的帮助下,和公公沟通,得到公公的支持后,才迈出了这一步。


一年后,2012年,德吉成为了复旦大学药学院的一名博士生。毕业后继续留在西藏大学工作,目前德吉已经获得西藏自治区重大科研项目基金,同时还与武汉大学、复旦大学展开了合作,开展药用植物的研究。


为盘点世界屋脊的生物家底,寻找生物进化的轨迹,十几年里,钟扬走过藏北高原、藏南谷地、阿里无人区和雅鲁藏布江江畔,收集了1000余个物种,4000多万颗种子,占到了西藏物种总数的五分之一。


2013年,德吉第一次跟着钟扬去珠峰采样,七天时间,全靠饼干、火腿肠和榨菜填饱肚子。德吉记得,有一次钟扬带着她和另外几个学生,爬上5000多米的高坡采集麻黄,几天后,下到坡底,大家煮了一锅白米饭,没有配菜,钟扬和大家一起抢着吃,大口吃。学生们经常会去钟扬在藏大的宿舍,钟扬经常做饭给他们吃。做饭和吃饭期间,就同时给他们做科普,或者讲论文。在宿舍外面,钟扬种植了多种植物,藏大专家楼前面的一处草坪也被钟扬种上了水稻,需要24小时灌溉。西藏大学理学院教授,也是钟扬的博士生拉琼担心有人看到会提意见。“水费那从我的工资里扣。”钟扬说。


“2009年之前,钟扬在西藏大学的各种工作实际上是个体户,没有任何单位派他来。但他每一年都热情饱满,每年大约有150天待在西藏。” 西藏大学研究生院院长单增教授回忆。


钟扬和他的团队历经8年,于2015年在上海海滨“种活”一片红树林。他创造了一个奇迹:在纬度最高的北半球地区,成功实 现 人工栽种红树林。


有一年,杨亚军来拉萨工作,在西藏大学,见到了钟扬。“他因为痛风,不能喝酒,让学生给我敬酒。他说这个酒是必须要喝的,那是真仗义。”杨亚军坦言,他和钟扬的相识也是源于一顿酒。杨亚军记得,那天两人聊了很久,后来他在西藏待了一段时间,看到了钟扬在西藏大学做的很多事情。

 

“很多人援藏,都是去了开个讲座,效果甚微。一开始他去援藏,我以为他也就是兜一圈。”在西藏大学,钟扬亲自给普通的本科生上课,“西藏的孩子们接受程度其实是很弱的,没必要亲自去给他们上课。”杨亚军这样跟钟扬建议过。“他的出发点就是想好好把西藏大学帮扶一把。扶起一帮老师,扶起一帮学生,这些人是能够扎根在西藏的。他是有情怀的,这样的教授,在现在的中国,是稀缺资源。”杨亚军说。


在钟扬离世后,复旦大学中文系的教授梁永安采访了钟扬生前的同事、好友以及他的家人,他多次听到人们提起“情怀”一词,“他的家国情怀,并不只是一种炽热的感情,情怀之下,是高度契合时代需要的科学素养。”梁永安这样总结。


杨亚军那次从西藏大学回来后的第二年,复旦大学要推选全国的五一先进人物。杨亚军是工会主席,他负责推荐候选人。“我提出了生命科学学院的几个科研大牛,别的院系表示不屑,因为别的院系也有很多科研大牛。”杨亚军回忆。他想到了一年前在拉萨和他一起喝酒聊天的钟扬。由于前一年的五一先进人物获得者就是生命科学学院的老师,原本今年应该轮到其他学院,可当杨亚军讲述了钟扬在西藏做的事情后,“我们学院找不到这么一个人,就他吧。”学校各个院系的工会主席都表示了赞成。


“钟扬老师之所以在我们心中有这么大的分量,不是因为他是科研大牛,起码在生命科学学院他不是顶级,但是他以另一种形式征服着我们。”杨亚军对《中国新闻周刊》坦言,五一奖章获得者,这个奖章没有任何实际的利益回报,只是一个荣誉,在杨亚军看来,钟扬在乎荣誉,荣誉能够给他满足感和继续走下去的力量。


“被科研工作耽误的段子手”


除大学教授的教育者身份之外,钟扬还是一名植物学家,他一直在做科普工作。


2012年,钟扬受聘成为上海科技馆学术委员会专家。六年以来,从未缺席过任何一次学术会议。上海自然博物馆(上海科技馆的分馆)建设期间,需要找一个团队,负责全馆的图文创作。这是一个难度高且回报低的项目。在陆续被几大高校婉拒后,自然博物馆当时负责图文项目的鲍其洞找到了钟扬老师,因为知道钟扬平日穿梭于上海和西藏两地。时间很紧,她并没期待钟扬能接受这份需要长期投入时间和精力的工作,她只是想找钟扬帮忙引荐合适的团队。让鲍其洞没想到的是,钟扬得知情况后主动接下了这个项目。


整个博物馆有近五百块知识图文,通常,一天的时间最多可以完成二十块图文的讨论工作。有一年五一小长假,钟扬来自然博物馆参与“地质古生物”部分图文创作的讨论会,午饭时,他邀请大家去吃东来顺火锅,后来大家才知道,那天是他50岁的生日。自那次之后,钟扬每次来博物馆工作,都会和大家去吃一顿东来顺。吃饭的时候通常是钟扬老师的个人“脱口秀”时间。鲍其洞和同事经常会调侃一下,说钟老师是“被科研工作耽误的段子手”。

上海自然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徐蕾回忆,自然博物馆的同事,无论哪个部门,何种岗位,只要听过一次钟扬讲座,立即对他“路转粉”。“在人群中立刻就凸显出来,让你想忘都难。”徐蕾说,钟扬的讲座,会讲到科学和自然这些顶级学术期刊上的论文,也会提及网络红人和明星八卦。他会提到脱口秀主持人王自健和网络红人papi酱。


提起钟扬,几乎每个人都会提到他的幽默。


杨亚军有次和钟扬一起吃午饭,一个大科学家的女儿找钟扬,想成为他的学生。“你跟着你爸做实验已经很好啦。”钟扬听闻后提议。“我跟我妈商量过了,我爸那点水平,根本就不行。”那个女孩说完这话后,杨亚军和钟扬都愣住了。“这是我们第一次听说这么机密的事情。”钟扬转过身看着杨亚军,开玩笑说。之后他转过身对那女孩说,“你这么真诚,那我就同意了。”


杨亚军有次和钟扬一起去机场,钟扬是金卡用户,杨亚军是普通用户。“跟我走,有好吃的。”办好手续,候机的时候,钟扬对他说。“他是我的随从。”两人一起走到金卡用户休息室门口,钟扬对服务人员说。


“各个领域,他都能谈出个道理来,不是简单地靠听来的几个概念在那忽悠。再大的圈子,别人讲得再热火朝天,只要他一开口,谈话的主角就变成他了。但这么多年,我从没听到过他哪一次是靠讲黄段子来吸引人的。他内心是特别纯洁的一个人,至少不是那么放肆的一个人。”杨亚军说。


上海自然博物馆的刘漫萍是《播种未来》的第一批观众,这是为记录钟扬老师援藏十三周年所拍摄的一部纪录片。她记得,片子刚完成的时候,在一次讲座现场,钟扬为了活跃气氛,现场播放给他们看。“极具大片水准,钟老师是个好演员。”大家看后这样开玩笑发表评论。“溪边的镜头是如何摆拍的?片尾的回眸一笑是如何成型的?怎么用光才能拍得好看?”就这样,科研工作者临时切换成纪录片导演的身份,成功调动了在场的人们对接下来讲座的热情。


钟扬作科普讲座。


上海自然博物馆的宋娴负责科技馆展教工作时,曾邀请钟扬老师参加了“达人带你逛(请科学家带着观众参观展区)”活动,“原本只招募了20组家庭,走着走着,那个区域的其他观众也都跟着钟老师走了。”宋娴回忆。


自然博物馆中,人们可以看到极其罕见的青藏高原温泉蛇标本。温泉蛇仅见于西藏,标本难寻。自然博物馆负责两栖爬行类的工作人员征集数年,寻遍全国的大学、科研院校和标本公司,都没找到。得知钟扬常年在西藏采集标本,请他帮忙。2011年圣诞节前夕,好消息传来,钟扬采集到了温泉蛇。此后多次就温泉蛇的运输过程进行邮件沟通,四个月后,温泉蛇顺利抵达上海。当时负责自然博物馆两爬征集任务的刘漫萍回忆,除了温泉蛇,此后征集到的八个高山蛙标本,也源于钟扬的帮助,而正是这些标本为青藏高原的形成和隆起学说提供了可展示的标本物证。


鲍其洞回忆,和钟扬的接触中,从未看到他有所抱怨和忧愁,“没关系,我们一起来想想办法嘛!”工作中难免遇到难题,钟扬总是笑着安慰大家。


“就像一个普通的大哥,对每个人都非常和蔼。不会敷衍了事。他从来不会对来找他的人说‘对不起,时间到了。’他绝对不会让任何一个老师和学生对他失望。”杨亚军说。在复旦,很多其他教授不愿意带的学生,钟扬会收来自己带。杨亚军就跟他提过一两个这样“不受欢迎”的学生,后来都成了他的学生。“他是教师的良心,大家纪念他,如此敬仰他,正是因为他稀缺。”


“爸爸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

存在感真的是太低了”


杨亚军和钟扬相识多年,工作之外,他们也会聊到自家的孩子。杨亚军记得,钟扬跟他提起过,两个孩子读小学的时候,是班里有名的“差生”,一个考倒数第一,另一个考倒数第三,回到家里,两个孩子就“谁才是最差的?”这个问题展开讨论。为了帮助他们找到答案,钟扬把两个孩子转到一个班,结果是:一个倒数第一,一个倒数第二。


“你怎么能笑着谈这样的事情,一般人都崩溃了。”杨亚军不解。


“崩溃的不是我,我去开家长会,被他们的班主任臭骂了一顿。班主任说因为班上有这俩活宝,他月月没奖金啊。”钟扬继续笑着跟他讲述。


教育不应该那么急功近利——这是钟扬的观点。


“我想通了。一个孩子喜欢打游戏。打游戏也可以成人才。一个孩子喜欢拆家里的电器,以后可以去学做动物标本,那是一门手艺活啊,以后有口饭吃就行。”那个时候,钟扬对两个孩子的未来做了这样的预想。


“你心真大啊!”杨亚军感叹。


钟扬的两个儿子是双胞胎,孩子出生时,钟扬初到复旦,他希望集中精力工作,他和妻子张晓艳当时就做了一个约定:孩子15岁之前主要由张晓艳照顾,15岁之后交给钟扬。


张晓艳回忆,2003年开始,钟扬西藏上海两头跑,几乎没有时间照顾家庭。张晓艳当时在同济大学的生物信息专业任职,不需要经常出差,在实验室里做一些计算相关的工作。张晓艳当时也很忙,那个时候,她练就了一个本领,“当我在备课的时候,两个孩子在身边,无论怎么吵闹,我都可以忽略,当是没有听见。”她回忆。


15年的时间,就这样过去了。


2018-04-25,两个孩子15岁了。全家人一起吃了牛排,给哥哥大毛过生日。那是大毛和爸爸吃的最后一顿饭。“OK,孩子今年15岁了,下面就托付给你多多管教了。”张晓艳说。“OK,没问题。”钟扬当时就说了一些话,告诉大毛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年纪,接下来应该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当时大毛在妈妈的建议下,加入了英才计划的申请,这是一个针对全国青少年科研人才培养的预备计划,9月10日是报名日期,那天吃饭时,大毛和爸爸提起,爸爸表示支持。


大毛最后一次见到爸爸,是9月23日,英才计划的申请材料需要爸爸签字,那是一个周六,他补完课后他去办公室找爸爸签字,爸爸签完字后,大毛在学生签名一栏也写了自己的名字。钟扬看了一眼,觉得儿子的字写得实在不好看,“大毛,你的字可不能这么写。”钟扬对儿子说。大毛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这或许是15岁之后,爸爸教会他的第一件事。


张晓艳回忆,他原本和钟扬已经约好了,在9月份找一个时间,好好谈谈孩子的学习问题,然而,钟扬又一次失约了。


父亲钟扬经常对两个孩子失约。经常是答应好了孩子一起吃饭或者出去玩,突然有工作上的事情临时插进来,计划被迫取消。就这样,钟扬成了两个孩子心中“不靠谱的爸爸”。

在大毛的印象里,爸爸很少回家。有一次,妈妈带他和外公外婆去苏州游玩,弟弟那时候身体不太好,爸爸回家照看了一个晚上,这是他记忆里爸爸唯一一次回家住。他和弟弟学校开家长会,基本都是妈妈去。“爸爸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存在感真的是太低了。”大毛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一般到春节,全家人会去武汉爷爷奶奶家过年,大年三十,全家人都在客厅看春晚,爸爸自己待在书房工作。“我可以理解,他是为了更重要的事情,我们应该要包容他。”大毛说。


在大毛的印象中,从小到大,父亲从来没打过他,甚至没怎么批评过他。“和蔼可亲”是他对父亲的印象。他记得,弟弟用妈妈给的生活费配了新眼镜,花了三百块,找爸爸给他报销,说是花了四百。弟弟住校,大毛记得,当时爸爸带着他一起去看弟弟,“你有没有发现,小毛今天有点躲着我。”在回来的出租车上,爸爸问他。“你这么说,好像是有点,发生了什么?”大毛这才得知,弟弟原来是想“贪污”一百块,结果被爸爸识破了。“这点小把戏,我要还被骗,怎么当你们爸爸。”爸爸笑着对他说。


大毛的作文一直写得不好,语文老师知道他的父亲是教授钟扬,建议他可以写写父亲的故事,中考的时候,作文题目叫“就这样,埋下一颗种子”。大毛以此为题,写了父亲的故事。模拟考的时候他的语文成绩从来没上过一百分,中考考了130分,他觉得作文功不可没。


“大毛,你一定要坚强。” 9月25日,钟扬遭遇车祸,之前给大毛补过课的一个老师发来短信。大毛掏出手机,打开百度,还没等他输入“钟扬”这两个字,“复旦大学研究生院院长钟扬因车祸不幸去世”网页跳出来这样一条新闻。那个时候大毛在机场,准备去银川,他只是知道爸爸出事了,不过并不知道结果。妈妈在一旁接电话,“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有些决定需要妈妈来做,大毛看到妈妈红着眼眶,不知所措。


孩子15岁那天,张晓艳如释重负,她原本以为可以把孩子交给父亲了。然而,钟扬又一次失约了。


对于钟扬的工作,这么多年以来,妻子张晓艳理解并支持,她唯一担心是钟扬的身体。2015年,钟扬大病一场,是脑溢血。生病之后,家人和同事都劝他放慢脚步,“他不仅没有放慢,反而节奏更快了,很多事情,以前他可能还会想一想再去做,那次之后,他一想到就立即去做了。”张晓艳说,“其实到现在,别说是孩子了,我们大人,也没有完全接受,他可能还是在某个遥远的地方,忙着他自己喜欢的事情。”


小时候的钟扬。


“他会追问,而且是追到底”


钟扬在上海的家,是一套一百三十平米的房子,除了他们一家四口,张晓艳的父母也住在这里,如今,这套房子成了钟扬留给家人唯一的“资产”。


双方父母年事已高,身体都不好,车祸的消息传出后,张晓艳一直极力瞒着老人,电话打到电信局,切断了家里的网络。后来钟扬父亲收到了一条短信,是他以前在黄冈中学的同事发来的,“请二老节哀。”老人没反应过来,打电话过去问,对方谎称是发错了信息。后来,家里陆续来了很多人,一些两三年没来往的亲戚陆续都来了。张晓艳觉得也瞒不住了,给远在武汉家乡的两位老人打电话说了实情,电话那头是号啕大哭的声音。


钟扬的父亲,1955年考入华中师范学院(现华中师范大学),是这所大学的第一届本科生。母亲1957年考入陕西师范学院(现陕西师范大学),大学毕业后,来到湖北黄冈中学任教,在这里她结识了钟扬的父亲。钟扬出生于1964年,那是一个学习资源极其匮乏的年代,走在街上,看到各种宣传画和连环画,父亲都会通过讲故事的方式对钟扬讲解画作的内容,或许,钟扬日后对世界的好奇和想象,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了。钟扬从小就擅长讲故事,在同龄人中有极强的号召力。“35岁以后,才知道父母是自己最好的老师。”钟扬曾这样说过。   


1979年,钟扬考入中国科大少年班,学习无线电电子学。后获得了日本国立综合研究大学院大学生物系统科学博士学位。1984年,进入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研究所工作,从研究实习员做起。三十岁出头,钟扬已经是武汉植物研究所的副所长了。2000年,他放弃了这一切,来到复旦大学,成为了生命科学学院的一名老师。一边培养学生,一边采集种子,几乎成为了此后这些年钟扬全部的生活图景。


迄今为止,钟扬在西藏培养的第一个植物学博士扎西次仁和钟扬一共采集了650多份种子,包括动物、植物、微生物和昆虫。青藏高原特有的1000多种物种之中,266种是由钟扬采集的。


钟扬曾经想象过这样一个场景:大概一百年后,癌症还是难治之症,科学家发现在西藏有一种植物具有抗癌作用,可由于气候变化,那时候在西藏已经找不到这种植物了。这时候科学家们得知,一百多年前有一个姓钟的教授曾采集过这种植物,他们找到了那个存放种子的罐子,里面有五千粒种子,那些种子重新被种植,50粒存活了下来,结出了新的种子。有人问他,如果一百年之后发现他采集的这些种子并没有被需要呢?“那说明那个植物还在。” 钟扬说,那是他最为期待的结果。


“他实际上一直有超前的思考,他做的并不是当下看来非常热门的工作领域,这个在早期就已经显现出来了。”张晓艳记得,钟扬曾建立了一个青年工作室,叫计算生物学。当时大部分人是不认可的,到底应该以分子数据为主,还是以形态数据为主,在当时是有争论的。   最近这十年,“生物必须通过计算和建模来进行预测。”才得到了普遍认可。“他想到的事情,都要去做,可能做了十件事情,最后真正做成的就一两件,但他一定都要去尝试,这就是他为什么那么忙碌的原因。”张晓艳说。


杨亚军至今留着一张上海到杭州的高铁票,那是他纪念钟扬的方式。这张高铁票是他在上海火车站弄丢的,碰巧被钟扬的朋友捡到。之后两人每次见面,都忙着谈科研合作,火车票一直没机会物归原主。2017年8月份,两人见面后,杨亚军开始跟钟扬聊项目,“先别说这个,我先把火车票还给你,咱们再说别的,否则一说起来,又把这个事给忘了。”钟扬打断了他。杨亚军打算一直留着这张票,“他的脑子里装了很多事,但是他把这点小事一直惦记在心里。”


钟扬在美国打青霉素,他伸出胳膊,准备好做皮试。结果医生告诉他不需要。“你为什么不做皮试?这是严重地对生命不负责任,这一针下去,可能会要了我的命。”他不解,对方坚持不做皮试。他妥协了,困惑还在继续。“为什么中国要做皮试,而美国可以不做?”他找来了当时实验室的一位生化博士就这个问题做了一个详细报告。最后得到了解答:中国的青霉素质量控制不过关,所以必须做皮试。美国则不需要。


“他会追问,而且是追到底。‘这就是科学家和普通人的区别’。”杨亚军给药学院的学生讲“生命科学导论”的课程,他会把这个故事讲给每一届学生听,他希望给学生一些思考。“不是每个人都去研发新药,成为科研大牛。如果能够投身工艺流程的改观和质量控制的提高,也是大有可为的。做一些看似普普通通,但实实在在的事情。”杨亚军说。


在杨亚军的提议下,复旦大学学生党支部主动和西藏大学的学生党支部建立了联系,“藏族的学生主动问复旦大学的老师一个问题,他们会很不好意思。但是他们可能会跟学生交流,这是我们实实在在可以做的事情,也算是对他的纪念。”杨亚军说。


而拉琼和扎西次仁做的还是钟扬生前最看重的两部分事情。拉琼负责学科建设,扎西次仁负责种子采集和种子库建设。扎西次仁已经到了退休的年纪,目前没有退休的打算,他要延续老师未完成的事情。


“留下的每一粒种子都会在未来生根发芽。”2017年9月,复旦大学的校园里,白布黑字,学生们自发悼念钟扬教授。学生们写下送别的话,折成纸鹤,在校园中随风飘动。


“他真的是像一颗流星,那么激烈地燃烧自己,最后璀璨那么一下。”钟扬生前的同事兼好友杨亚军在采访的最后这样感叹。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复旦大学的学生,写了诗词,纪念钟扬老师,每读一篇,杨亚军都会不自觉地流下眼泪,那些学生中很多人只是听过钟扬老师一次讲座。

复旦大学的老师悼念钟扬老师。


“一个人感动我们,不是因为他太高太远,他就活在我们身边,又比我们优秀那么多。”


2018年1月份,杨亚军看了电影《无问西东》,想到了钟扬。“会说美丽话语的人很多,会践行的人不多,他是一个。他给西藏拿到了一个双一流学科,那个是属于藏大的。他都无法享受了。用享受这个词,其实也不准确。应该说,他总算可以缓一口气了。”


钟扬去世后,杨亚军作为工会主席,多次去钟扬家里慰问。“我其实不太想做这些事,慰问,我们能慰问什么呢?”杨亚军感叹。他想起了鲁迅创作于1919年的短篇小说《一件小事》里的几句话:“我这时突然感到一种异样的感觉,觉得他满身灰尘的后影,刹时高大了,而且愈走愈大,须仰视才见。而且他对于我,渐渐的又几乎变成一种威压,甚而至于要榨出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


钟扬离开后,复旦大学学生自发组织悼念他,很多学生只是听过他的一次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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